那一天在漫长等待后终于到来。

解禁前夜,北方交大嘉园公寓的学生,从一楼宿舍扯出插线板,接上台灯,在楼前开了场台灯晚会。

有星斗,有蝉鸣,晚会上有同学表演吹笛子,吹不出音,但所有人拼命鼓掌。

第二天下午4点40分,夏阳明亮,公寓区警戒线被撤去,300余学生欢呼下楼,高唱团结就是力量。

同一时刻,北京皂君庙东里29号楼内,解禁的居民同样在欢呼下楼,但很快被亲友们挤了回去。

有老太太在人群中笑弯了腰,笑着笑着就哭出了声。

那一天是2003年5月8日,立夏后第三天,北京解除隔离9221人,解冻信号自此陆续传来。

哈尔滨解禁居民冲到楼下畅快跳了场广场舞;上海解禁小朋友收到幼儿园伙伴折的400只千纸鹤;江西吉安村民在祠堂前放了许多挂鞭炮,青烟腾起,仿佛能驱散沉积数月的阴晦。

在深圳,解禁的居民感觉一步踏入了夏天,有人在日记中写道:

外面天空湛蓝,桃红柳绿,岁月静好,空气清新。

我舒展一下身子,大口大口呼吸外面空气,尽情享受这久违自由和灿烂阳光。

6月20日,北京小汤山定点医院,最后一批患者出院。

人们争着和换上军装的医生们拥抱合影。院长张雁灵最后被抛向半空,所有人高喊“胜利啦!”。

人们笑中带泪打量着世间,释然中带着怆然。

6月24日,世卫组织对北京“双解除”:解除北京旅行警告,并从疫区名单删除。当日,王府井百货大楼员工悄悄贴出张手写标语:北京真牛!

3天后,一个大雨夜,北京迎来“双解除”后第一个周末。

压抑已久的消费热情如洪水般爆发。

王府井礼花绽放,西单无处停车,中友百货内人潮如海,闭店时间一拖再拖,“买东西劲头跟不要钱似的”。

商场内,试衣、交款、盥洗、乘梯都排着长队,每一个化妆品柜台前都挤满女孩。

女鞋部人多到无处可坐, 陌生女孩互相扶着试鞋,有女生说:

“混在人堆儿里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”。

在簋街,大雨没浇熄热浪,食客们打伞等位,到晚上十点时,簋街已消耗了5吨麻小。

事后统计,那夜北京有150万人外出消费,消费总额超两亿。

一切开始缓缓苏醒。

6月30日,“双解除”后第六天,环京长途公交恢复运营,铁路客流回升,北京中小学全面复课并举办升旗。国博开了场展览,名为《大唐丰韵》。

当天,一个韩国60人旅游团飞抵首都机场,其中有韩国45家知名旅行社代表,他们来考察非典后的中国市场。

旅游团下飞机时,展示了一个书法横幅,用汉字写着“祝中国非典退治”,上有全员签名。

当夜,中青旅在王府井全聚德设宴接风。此后四天,俄罗斯、澳大利亚等国旅行团相继抵京,游客在人民大会堂享受了国宴待遇。

北京旅游局局长称,他原本预计旅游复苏最快也得9月,受访时他语带哭音:冬天过去了,春天将很快到来。

7月1日,一个叫“春之旅”的23人旅行团,从首都机场出发。工作人员边测体温边小声说,“太好了,北京又有旅游团了。”

其实春天早就过去了,但所有人都心有不甘。

三里屯啤酒创下销量之最,后海夜夜桨声烛光。颐和园破例连开了三个月的夜场。昆明湖中,长桥明月,湖边尽是流连不散的人们。

经历过压抑的长夜后,人们格外爱人间。

那年秋天,因非典推迟的第四届迷笛音乐节重开,那是最后一次免票的音乐节。

43支乐队全部义务演出,每天观众超万人,十年后,有吉他手回忆:那年就像是一群人做了一个混乱的梦。

见过生死的人,失去过自由的人,感动过、愤怒过、痛哭过的人,在台下如海浪般起伏。

常有人自顾自冲上台跳舞,跳到忘我,然后纵声跳入海浪之中。

反光镜乐队的主唱,在音乐间隙,仰望了下天空,“太阳刚下山,天空真的好美”。

很多人的命运在那一年被改写了。

2003年是高考从7月调至6月的第一年,因疫情影响,复习时间更为紧张。

考前有消息称,感冒发烧不让进考场,有考生因此一个月不敢洗澡洗头。

当年高考如期举行,许多考生出考场后放声大哭,称考题过难。

直到多年后,人们才知道考前发生了试卷失窃,流传甚广的说法称,那年高考使用了备用卷。

命运滑向另外轨道的还有那年的毕业生。

北京招聘会直至7月1日才恢复,参会大企业寥寥,许多毕业生因此离开北京,返回家乡。

随同国运起伏的还有经济曲线。

当年6月,货币政策收紧,一直震荡挣扎的A股,也随之进入下跌通道。

疫情中那些明星概念股,在4月达到顶峰后,急速下滑,画出一组组大同小异的山峦。

如火箭般飙涨的海王生物,从每股11.04元,跌至5.57元,风光无限的华北制药,从每股7.42元,沉入二十个月来历史最低位4.37元。

国民经济如巨兽般舔舐自疗,引领复兴的依旧是优质白马股,非典题材股皆化海市蜃楼。

失意者除了投机的股民还有投机的药商。

北京两位专家开出抗非典中药配方后,河北安国的中草药价格一路暴涨。每天拉药的卡车超千辆。

平时每公斤20元的银花,卖至180元。坊间称,几个药材大户每天能赚百万,安国一天就能出几个百万富翁。

后来,因囤积居奇,以次充好,中央震怒,当年7月起,全国民间药材加工被封杀三年。三年后,安国药农受访称,机器皆已生锈。

颠簸大势中,得意者另有人在。

非典结束后,炒房客首次登上历史舞台。

非典只短暂影响了看房,疫情结束后,全国迅速掀起购房热潮。

因抗灾多发的货币需要出口,而且许多人因隔离心生感触,希望改善居住条件。

2003年4月到6月,上海房价涨了18.1%,宁波涨了16.4%,疫区北京也同比上浮0.2%。

那年夏天,温州走出5000多名专业炒家,带动家族炒房,媒体估算,2003年有10万温州人行走天下,调动民间资本1000亿。

那年11月,温州炒房团包三架飞机飞深圳看房,落地买下上百套商铺。那年后,各地售楼处开始挂横幅“欢迎温州老板”。

国家统计局公示,2003年住宅投资首破万亿大关,房企井喷,激增至37123家。

和炒房客同等风光的还有养生专家。

非典消退后,电视养生类节目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。

央视的《健康之路》,北京卫视的《养生堂》,天津台的《健康大学堂》,皆成明星栏目。

养生大师们有专业团队包装,在电视走红后,纷纷出书。书店里,大师们的养生书籍越过经史子集,摆在最显眼处。

那一年,脑白金的故事也如坐过山车。

非典时,它因销售渠道在超市,销量急剧下滑。非典后,保健品报复性反弹,脑白金9月销售突破1亿。以前即便是春节,也没这个销售额。

史玉柱说,一年间,脑白金经历了历史最低潮,也经历了最鼎盛。

电视上,广告声再度吵闹响起。电视前的人们,开始忘记许多事情。

非典结束后,人们相当长时间内,在公共场所不愿大声说话,仿佛怕惊扰了什么。

那年夏天,赵薇电影《炮制女朋友》上映,票房只有600万,同月,章子怡入围戛纳的《紫蝴蝶》上映,票房仅300万。

刚刚随国运完成颠簸的人们,不关心虚构的悲欢,尘世已是最揪心的舞台。那段乌云压城的日子,让人们对许多问题,重有理解。

非典时,歌手郑钧在天津农村暂避,百无聊赖,写小说打发时间。

小说名叫《菜刀温暖》,压抑氛围下,他觉得众生都身不由己。

序言中,他写道:

“生活有如一把菜刀,我们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冬瓜,引颈待命。”

同样因非典宅家的王朔,在看《金刚经》,思考的更宏大。

他说,你换个视野看,就看到结局了,放下人类智慧生物那点事,一切昭然若揭。

生死太锋利,命运太无常,那年的人们不喜欢任何浮华的东西,最尊敬的人是医生。

京郊的小汤山医院成为特殊景点。北京春秋旅行社组织了一个千人旅行团,游客们特意提出要在小汤山医院停留,“近距离表达对白衣战士的敬意”。

非典中牺牲的医护,在网上有纪念馆,那年,有百万人送上虚拟的莲花。

一位每天送花的深圳白领,说他原来最崇拜企业家,并以之为奋斗目标。

非典后,他崇拜的人变了,“原来真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奉献自己,而这样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”。

那年,许多人因此立志成医,全民偶像是钟南山。

非典前,钟南山常去广东省实验中学做讲座,非典后,学生们管他叫酷哥。

“有一次上课,一个同学对老师答案不服,马上就指了出来,而且坚持自己解法。老师仔细想了想,承认那同学是对的。他后来就向我们炫耀:‘怎么样,够钟南山吧!’”

彼时的人们,崇尚真话的力量。

2003年非典后,南方报人北上筹建《新京报》。

报社设在北京南城一老楼内,棚顶漏水,墙皮脱落,数十人共用一部座机,供电时断时续。

然而,那个年代的记者豪情万丈,原《重庆晚报》记者袁凌在清华读博,听说《新京报》招人,便退学应聘。

导师放行,“与其多一个不情愿的学者,不如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。”

2003年11月11日,《新京报》创刊,袁凌写了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:《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》。

而那份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着:

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,对理性的呼唤,对权力的制衡,对本真的逼近,对美好的追求,对公义的扞卫,对丑恶的鞭挞——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。

历史开始了。

那年夏天那般安静又漫长,非典消息渐少,印象中有两条新闻。

一条是广东召开听证会,人们反对立法禁食野生动物,最激动的是养殖户,“立法不吃野生动物,我们一家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影响。”

另一条是卫健委高强说的:

我们今天的挥别非典阴影,并不意味着非典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,我们还必须时刻做好准备,警惕非典的重来。

如果果然有非典重来的一天,则我们今天从抗击非典中所学习到的一切,都将再次接受检验。

六月底一个午后,我坐出租车驶过天安门。

那天下过雨,一切都像洗过一样,空气中还有淡淡消毒水的味道。

红墙、绿树、城楼,宫殿重叠的檐角,老夏利就像驶过一个苦闷的隧道,碾压过苦难,挣脱了厄运,闯入一幅新的画卷中。

那一刻,忽然觉得,一切都有了新开始。